精神病人思维广

地铁站的安检

发表于 2026-08-11 更新于 2026-08-15

(Authored by GPT）

问题

我一向认为对于中国主要城市而言，其地铁站的安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先分析他期望达到什么意义，再来说为什么完全无法达到他的期望。

他期望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

社会总体恶性犯罪率降低
地铁站内和地铁上的恶性犯罪率降低

还能有什么任何其他奢望吗？我认为不能。

那么安检系统是怎样工作的呢？

地铁站的安检组成大致是一个发射 X 射线以检查背包物品的安检机器，以及几个手持扫描器的人类。他们的分工是：

手持扫描器的人类要求携带大型箱包的乘客将大型箱包扔到安检机器里以使用安检机器扫描。
手持扫描器的人类会对携带小型手提袋、手提包、腰包的人使用手持扫描器扫描。

注意，这里与高铁站、机场的安检不同：

高铁站、机场对进站人员实行无差别身体安检，地铁站不会对进站人员实行身体安检。
机场有额外的防爆物检测环节。

因此，一个人如果将管制刀具、炸药等放在口袋里、衣服内（尤见于初春、深秋、寒冬），则可以不被检查且不受阻碍地进入地铁站。
他甚至可以带一个大行李箱，将注意力转移到行李箱上，从而更容易携带管制刀具和炸药进入地铁站。

这样的安检环节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才认为它无法降低地铁站内和地铁上的恶性犯罪率。

至于社会总体恶性犯罪率，那更是不可能降低的：因为一个想作案的人完全可以选择公交车或者其他场所来作案，而不需要选择地铁站和地铁。

总结：对于有计划的犯罪，无法避免任何严重事件啊；没有犯罪的计划，扫出来了也都不会构成严重事件（如一把刀刃长度超过 10cm 的圆头剪刀）。

因此：地铁站的安检，只是降低了社会效率而已。本来十几秒就能进站的，下班高峰期却要排上几分钟。

有人说，安检增加了岗位，带动了基础人员就业。

可是，不产生社会价值的就业，本身并无意义。

比如我们当然可以用税收设置一个岗位，这个岗位的人每天呼吸就能拿到钱，这本质上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就业呢？这个岗位产生了任何社会价值吗？

地铁安检的开销又是多大？这些税收得来的钱，与其放在地铁站安检，花在其他地方才更有价值和意义吧。

我把上述内容丢给了 GPT

我是哪里思考错了吗？你认为地铁站这种形式上的安检有什么意义呢？是否是弊大于利呢？

简单探讨

地铁安检或是安全幻觉

GPT 说的很明确：这套系统实际上更像“行李危险品过滤”，而不是“进站人员安全筛查”。如果它被宣传或理解成后者，就带有明显的安全幻觉。

可能的意义

但也确实指出了一些可能存在意义的地方。

例如安检面对的不只是蓄意犯罪，还包括：

乘客无意中携带易燃、腐蚀、有毒或其他危险品；
一时冲动、准备不足的暴力行为；
用普通行李运输体积较大的危险物；
危险物品泄漏、燃烧等非故意事故。

所以，用“是否降低恶性犯罪率”作为唯一结果指标，会遗漏一部分可能收益。

也可能：

使部分冲动型或准备不足者放弃；
限制能够带入的危险物品数量和体积，从而降低事件严重程度；
让潜在作案者无法准确判断是否会遇到复检、民警或临时加强措施；
提供一个观察异常行为、召集公安力量和处置危险品的固定节点。

安检最有可能有效拦截的不是贴身小刀，而是装在普通行李中的大体积危险品，例如：

汽油、稀料、酒精等大量易燃液体；
液化气瓶、丁烷罐等压力容器；
烟花爆竹；
强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强酸、强碱；剧毒农药或工业化学品；
大容量未经妥善保护的电池或其他起火源。

北京禁带目录确实包含压缩和液化气体、汽柴油、酒精、丙酮、油漆稀料、易燃固体、氧化剂、剧毒物和腐蚀物等。这些东西即便不是为了犯罪，在地下封闭空间发生泄漏、燃烧或压力容器破裂，也可能导致：

火灾和浓烟；
人员踩踏、疏散和伤害；
车站临时关闭；
列车停运及全线客流连锁扰动；
消防、医疗和应急处置成本。

那么代价呢

那么，古尔丹，代价是什么呢

上海市政府公布的立法后评估报告相当坦率。报告记录，当时上海415座车站设置约800个安检点，配置9936名安检保安人员，历年设备投入约2.33亿元，并明确称安检制度的执法成本“非常高”。

不同站点有的“逢包必检”，有的“大包必检、小包抽检”，标准并不统一；当时对运营方的要求是过包率达到60%以上，即使如此，高峰期对出行速度的影响仍然明显。报告最终承认，与巨大客流和投入相比，其**“投入产出比不高”**。

（可见《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立法后评估报告。）

一项刊载于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平台的成本分析根据北京地铁企业公开资料估算，2022年北京地铁安检费用约16.4亿元，占相关运营成本约10.2%；这不是严格的全国成本效益研究，但足以说明其财政规模并不微小。该文还指出，单纯统计查获多少酒精、刀具或其他禁限物品，并不能说明阻止了多少严重事件。

这一点非常重要：

“查获违禁品数量”不是安检安全收益的可靠替代指标。

（可见安全的成本）

信息缺失本身就是严重的治理问题

城市与年份	可识别的安检成本	客流量	粗略直接成本
北京，2022	三家运营商安检费用合计约16.4亿元	进站量12.33亿人次	约1.33元/进站人次
上海，2018	人员约6.65亿元；设备存量2.33亿元，按8年年化约0.33亿元	37.10亿乘次	约0.19元/乘次
广州，2018预测	约2.5亿元/年	30.25亿乘次	约0.083元/乘次
深圳，2022公开合同片段	3、9、11、20号线合同合计2.249亿元，含安检员和列车安全员	全网17.55亿乘次	仅该片段已相当于全网每乘次0.128元
杭州，2026—2029合同片段	6号线两个标段合计约1.10亿元	缺同口径线路客流	无法可靠计算

(2022 年是疫情)

这些数据年份、范围和会计口径并不统一，不能用来严肃排名，但足以看清数量级和信息透明度问题。

这张表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城市差异，而是：五个一线或准一线城市，居然没有一套公开、统一、可审计的“安检人员—设备折旧—维护—时间成本—查获物危险等级—事故避免量”统计口径。

对于一项每年耗费数亿至十几亿元、影响数十亿人次的强制性政策，这种信息缺失本身就是严重的治理问题。

这项收益存在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官方通常只公布“查获危险品多少件”，不公布其中有多少真正具备造成重大事故的条件。广州曾公布一年查获 84465 件所谓危险品，但没有说明其中多少只是日用品、普通工具或超过数量限制的酒精，多少属于真正重大危险源。

第二，没有公布误带物品在没有安检时发生自燃、泄漏或其他事故的条件概率。查获一罐丁烷并不等于避免了一场火灾。

第三，没有公布由安检实际避免的事故、停运时间和损失金额。

因此我不能把这一项收益“充分论证”到足以支持当前制度。更准确的说法是：

拦截大体积误带危险品是现行行李安检最可信的收益来源，但目前公开资料只能证明它有可能产生收益，不能证明收益达到每年数亿或十几亿元。

而对于有计划的行为人，冬季厚衣物问题确实是结构性漏洞。对能够贴身隐匿的小体积危险物，单纯行李 X 光检查的直接探测能力很低。

地铁环境依赖性犯罪？

有些观点认为部分犯罪依赖地铁环境，所以这部分犯罪不会转移到公交车等其他地方。但是这种观点的事实依据很弱。

对于公共交通暴力，应当区分两类事件。大量随机伤人、冲动暴力、精神异常者袭击、纠纷升级和一般纵火，通常并不依赖地铁本身。行为人需要的可能只是：

有较多人群；
容易接近；
陌生人较多；
媒体可见度；
缺少即时阻止力量。

公交车、公交站、商场、车站广场、医院和街道同样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相关公共交通暴力研究甚至明确指出，许多随机暴力“与交通方式本身关系不大”，公共交通只是陌生人聚集且容易进入的拥挤场所。这些都是非地铁特异型事件。

这类事件的犯罪转移率可能很高。入口安检可能把风险：

从站内移到安检前排队区；
从地铁移到公交；
从列车移到商业街或其他公共空间；
从被检查的大型行李转移到贴身携带。

从全社会视角看，这种风险位移不能算作净收益。

除非事件偏好：

破坏关键交通基础设施；
希望造成大范围停运和城市扰动；
利用隧道、站台或密闭车厢增加火灾、爆炸和烟气后果；
追求特定象征意义或媒体影响；
需要固定线路、列车或车站作为攻击对象。

2004—2021年经济发达国家公共交通袭击数据库中，公交车占全部袭击22.0%，客运火车站16.9%，客运列车15.4%；铁路车站和列车的总量不小，但公交同样是主要目标。铁路站点看起来伤亡特别高，主要由马德里、伦敦、布鲁塞尔和台湾四次极端事件推动。剔除这四次事件后，致死袭击中火车站、列车、公交车和公交站的死亡数非常接近：火车站13人，列车、公交车和公交站均为15人。

**“没有公开证据，所以默认弊大于利”**是否合理？

作为严格逻辑命题：没有证明利大于弊显然不等于已经证明弊大于利

但是，作为公共政策的举证规则，其立场本身是合理的：

对一项强制、普遍、长期实施且成本巨大的干预措施，应由政策实施者证明净收益为正，而不应要求数十亿乘客证明它无效。

并且“如果有效就应当宣传”也可以视作贝叶斯意义上的负面证据。政府和运营商确实大量宣传“查获了多少危险品”，却很少公开：

盲测漏检率；
贴身携带物穿透率；
真正高危物品所占比例；
安检前后严重事件的因果变化；
犯罪转移比例；
不同安检强度随机试点结果；
每亿元投入避免的预期死亡、伤害和停运损失。

这意味着现有宣传提供的是产出指标，不是结果指标。查了多少人、查了多少包、没收多少件东西，不能证明社会风险下降了多少。

如果非要建模

以北京 2023 年数据为基准。

复杂的我也不想看了，反正结论就是不值得、完全不值得。

没有安检时，北京每年与此相关的恶性事件概率加权预期损失必须高达266亿元。(2023年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181.1 亿元)
如果想让它值当，平均每年要面临约2.66次 100 亿元级事件的基准风险。
如果是死亡多人、公交车烧毁、地铁停运等足以产生亿元级损失的事故，长期没有大量公开案例就是相当强的负面证据。

把一年净社会收益写成：

其中：

：减少故意犯罪、纵火、爆炸等恶性事件的收益；
：减少“无意携带危险品”事故的收益；
：安检带来的纯粹心理安全感；
：安检人员、设备、维护等直接成本；
：乘客排队和接受安检的时间成本；
：公共资金用于安检而非其他项目的额外机会成本；
：隐私、误检、入口聚集等其他成本。

这里尤其要避免重复计算：“威慑犯罪、发现异常人员”如果确实有效，应计入，不能又放进。

1. 直接成本

以前面使用的北京2023年数据为基准：

年进站量约 (18.77) 亿人次；
全网安检直接支出估计约 (17.1) 亿元。

所以：

亿 元 年

平均每次进站：

元

而且这里没有额外追加可能遗漏的设备资本成本，因此属于相对保守估计。

2. 时间成本

设：

年进站次数为；
每次安检平均增加秒；
时间价值为元/小时。

那么：

取：

亿

可得到：

假设
10秒，25元/小时	1.30亿元
30秒，50元/小时	7.82亿元
60秒，100元/小时	31.28亿元

我认为中性情景：

亿 元

并不激进，因为它只是假设全体乘客平均多花30秒；部分高峰车站几分钟的排队已经被大量低峰乘客平均掉了。

3. 公共资金机会成本

这里不能把17.1亿元再完整算一次，否则重复计算。

合理的定义是：如果其他公共项目投入1元能创造元的社会价值，那么额外机会成本为：

假设政府能够找到社会净回报率至少10%的替代项目：

则：

亿 元

这是很保守的。并不要求证明哪项医疗、消防、道路安全或警务项目一定更优。

4. 其他成本

包括：

隐私和不便；
误检、纠纷；
行李卫生问题；
把尚未安检的人群集中在入口前形成潜在脆弱目标。

这些都很难可靠货币化。

因此，为了避免人为夸大安检成本，基准模型直接设：

即暂时假装这些负面影响不存在。

5. “误带危险品”的收益

不能写成：

查 获 危 险 品 数 量 事 故 损 失

因为：

查获一桶汽油，并不等于避免了一场汽油事故。

正确公式应该是：

其中：

：没有地铁安检时，每年真正发生“误带危险品并造成事故”的次数；
：一次事故平均损失；
：现行安检能够阻止这种事故的比例；
：被地铁拒绝后转乘公交等造成的风险转移比例。

这时候公交车恰好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对照组：公交长期没有普遍行李安检，但中国公共汽车严重火灾资料中，主要原因是车辆自燃、故意纵火和交通事故，“普通乘客误带危险品导致严重事故”极少成为可识别类别。

因此，应该非常低。

例如给一个已经相当偏向安检的中性假设：

即北京若取消地铁安检，平均每20年发生一次严重误带危险品事故。

再假设：

亿 元

那么：

亿 元

即：

万 元 年

这是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误带危险品”可以产生真实收益，但如果真正造成严重事故的基础发生率极低，那么即使安检能拦下大量危险品，其社会收益仍然很小。

极端有利于安检的压力测试

甚至假设：

每两年就发生一次严重事故，即；
每次损失10亿元；
安检阻止90%；
只有10%的风险转移到其他交通工具。

则：

亿 元

仍明显低于17.1亿元的直接安检支出。

所以仅凭“防止普通人误带危险品”，很难支撑整个安检制度。

而你问“没新闻是不是意味着几乎没有损失”，应稍微限定：

小型泄漏、小火灾没有新闻，不代表没有；
但如果是死亡多人、公交车烧毁、地铁停运等足以产生亿元级损失的事故，长期没有大量公开案例就是相当强的负面证据。

否则，我们应该经常在没有安检的公交系统中看到这类事故。

6. 心理安全感 (Q)

设每次进站因为看到安检获得的纯心理效用为 (q) 元：

那么：

(q)	(Q)
0.05元/次	0.94亿元
0.10元/次	1.88亿元
0.50元/次	9.39亿元
1.00元/次	18.77亿元

问题是目前没有真正的“支付意愿”研究。

“我支持安检”“我愿意配合安检”并不能证明：

元

甚至不能证明：

因为一个人可以回答“支持”，但如果问：

每年少花500元公共资源、每天少排队，你是否还愿意保留？

答案可能完全不同。

所以目前 (Q) 应作为未知变量，而不是随意填入几亿元。

7. 恶性犯罪收益

这才是整个模型真正决定性的部分。

定义：

为“没有现行安检时，北京地铁每年的恶性犯罪预期社会损失”。

再定义：

为现行安检最终让全社会这类损失下降的比例。

那么：

这里已经综合考虑：

X光机实际检出；
威慑作用；
安检人员观察；
犯罪者把武器藏在衣服里的规避；
冬季厚衣服；
改去公交、商场等地方作案的风险转移。

这样比凭空猜测“每年阻止0.2次恐袭”合理得多。

8. 中性情景下，一年至少需要多少收益才能回本？

采用：

单位均为亿元。

则：

亿 元 年

误带危险品收益采用中性估计：

亿 元

因此剩余需要由：

提供：

即：

亿 元 年

9. 如果不考虑“安心感”，犯罪风险需要有多大？

如果暂设：

那么：

所以：

结果如下：

现行安检真正降低全社会风险的比例	无安检情况下原本需要存在的年预期损失
1%	2657亿元
5%	531亿元
10%	266亿元
25%	106亿元
50%	53亿元

例如你认为这种“主要检查包、不检查身体”的制度，在考虑规避和犯罪转移以后，真正降低全社会恶性事件风险10%，那么要使它值得：

亿 元 年

也就是说，

如果一次极严重袭击的综合社会损失取100亿元，那么相当于无安检状态：

即平均每年要面临约2.66次这种100亿元级事件的基准风险。

这个隐含前提显然非常强。

10. 最终结果

即使采用明显偏向安检的假设：

不计隐私和误检成本；
不计入口聚集风险；
不额外增加安检设备资本成本；
给“误带危险品”较高的阻止效率；
公共资金机会成本仅取10%；

北京现行安检的中性社会成本仍约为：

亿 元 年

而“误带危险品事故”根据公交系统的现实经验，很难贡献亿元级以上的年期望收益。

所以整个制度能否成立，事实上高度依赖：

也就是两个目前缺乏公开量化证据的项目：

这种可以通过贴身藏匿轻易规避的安检，究竟减少了多少真正的恶性事件风险；
公众究竟愿意付出多少真实金钱和时间来换取“看到安检”的安全感。

因此，目前最准确的政策问题不是：

“安检有没有作用？”

而是：

“它每年究竟产生了什么至少约20–30亿元规模的社会收益，足以补偿其成本？”

如果这一数量级的收益无法通过事故数据、盲测检出率、犯罪风险模型或支付意愿调查证明，那么“现行常态化安检利大于弊”至少从公开证据来看，仍然是一个没有被验证的假设。

奢侈品的社会价值与地位竞争

发表于 2026-08-01

(Authored by GPT）

讨论奢侈品时，人们往往两极分化：

一些人认为只要消费者自愿购买、企业能够盈利，这种交易就已经证明商品具有价值，外人没有必要评价；另一些人则认为奢侈品价格昂贵、功能有限，主要满足富人的炫耀欲，因此对社会没有多少价值。

首先，货币支出只是资源转移和交易发生的记录，并不等于社会价值创造。因此（奢侈品的）市场价格只能够说明消费者愿意支付多少钱，却不能完整说明对社会产生了多少净价值：花一万元购买真正改善生活、推动技术进步或者支持高技能劳动的商品，与花一万元制造一次短暂的身份炫耀，虽然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都表现为一万元支出，但产生的社会福利可能完全不同。其次，奢侈品虽然较为昂贵，但它可能承载了工艺、设计、审美和创新，而并不仅仅是富人的炫耀欲。

我们发现奢侈品种类繁多，需要分开讨论。一件高价商品可能包含多种价值：

使用价值，例如舒适、耐用和性能；
审美价值，例如设计、艺术性和工艺；
情绪价值，例如收藏、纪念和陪伴感；
文化价值，例如保存传统技艺；
身份价值，例如表达品位和群体归属；
地位价值，例如证明自己比他人拥有更多稀缺资源。

前几类价值通常可以创造真实福利。身份表达有时也具有正常的社会功能。问题主要集中在地位价值：它经常不是“我得到了一件更好的东西”，而是“我得到了别人没有的东西”。因此如果商品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别人无法拥有，那么它就具有明显的“位置性商品”特征。企业最有可能抓住这一点来人为制造稀缺、强化身份焦虑和维持社会区分来获得高额利润。

正是这种围绕地位稀缺的商品，往往缺乏社会价值：在电影院里，一个人站起来能够看得更清楚；如果所有人都站起来，大家的相对视野并没有改善，却都变得更累。地位消费也是如此：每个人为了保持相对位置而增加支出，整个社会投入了更多资源，但地位排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因此，评价一种消费不能只看消费者是否自愿付款，还应观察：它创造了多少使用、审美和体验价值，又消耗了多少资源，并制造了多少环境成本、地位竞争和社会压力。真正值得讨论是奢侈品的高价究竟来自更好的产品，还是来自让大多数人无法拥有它？

奢侈品的定义

一种商品是否属于奢侈品，通常取决于特定社会的收入水平、生产能力和消费习惯。一般来说，奢侈品满足的往往不是基本生存需要，而是审美、娱乐、收藏、仪式、个性表达和社会身份等更高层次的需要。这些需要同样能够产生真实效用，只是其社会价值更加复杂。奢侈品一般具有几个常见特征：

价格明显高于满足基本功能所需的价格；
消费者购买的不只是实用功能，还包括审美、体验、品牌和身份意义；
需求会随着收入增加而较快增长；
商品的吸引力往往部分来自稀缺性和社会识别度；
品牌、故事和文化符号在价格中占有较大比重。

奢侈品的高价

“昂贵”并不直接等于“奢侈”，“奢侈”未必（成本）昂贵。一台用于科研或工业生产的高价设备可能非常昂贵，却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奢侈品；一件生产成本并不高、主要依靠品牌和身份象征出售的商品，则可能具有很强的奢侈品属性。

奢侈品的售价通常由几类价值共同构成：

产品本身的价值，包括材料、性能、耐用性、设计和制造工艺。一件需要熟练工匠投入大量时间、可以长期使用和维修的产品，价格高于普通工业品并不奇怪。
审美和文化价值。艺术设计、品牌历史、传统工艺和独特的创作语言，都可能使商品产生超过基本功能的价值。人们为音乐、绘画、建筑和文学付费，并不只是因为这些东西具有工具用途。高端服装、珠宝、家具和收藏品也可能具有类似的审美意义。
身份价值。人们通过衣着、装饰、汽车和消费选择表达自己的兴趣、职业、生活方式和群体归属。这种表达不一定是炫耀，也可能只是正常的个人认同和社会交流。
地位价值。一件商品之所以令人向往，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它本身更好，而是因为别人没有它。商品成为社会等级的标记，拥有者通过排他性获得优越感，其他人则因为无法拥有而感受到差距。

高价格本身并不能说明一种奢侈品对社会有害。如果商品的高价主要来自高工艺、高耐用性和复杂设计，那么它可能支持熟练工匠、设计师、材料研发和维修服务。一件能够使用几十年的优质产品，甚至可能比不断更换廉价商品更节约资源。某些高端商品还承担了技术试验和早期创新的成本。很多今天已经普及的产品，最初都只能由富裕消费者负担。高端市场为新技术提供了最早的需求，生产规模扩大后，成本才逐渐下降。此外，艺术、审美、娱乐和收藏本身就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一个理想社会不可能只生产食品、住房、药品和机器，而完全排除时装、音乐、游戏、艺术品和装饰品。

因此，不能因为一种商品“不属于生活必需品”，就认定它不具有社会价值。

奢侈品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地位价值上。一件商品原本可以生产更多，但企业有意控制供给，使商品显得难以获得，由此要求消费者支付远高于正常生产和设计成本的价格。例如企业可能通过限量、配货、排队、封闭销售渠道和制造稀缺感来维持高价。因此如果奢侈品的高价主要依赖以下因素，其社会价值就值得怀疑：

商品本身可以大量生产，却故意长期限量；
企业通过销毁库存维持稀缺；
消费者必须购买大量其他商品，才获得购买目标商品的资格；
企业限制维修、转售或零部件供应，以维持封闭市场；
营销的重点不是产品品质，而是制造“没有它就低人一等”的心理；

我们可以将这种利润称为人为稀缺溢价（经济学中把这种额外收益称为稀缺租金）。人为稀缺溢价越高，一种商品的价格就越脱离产品本身，越依赖“别人得不到”这件事。

Labubu：设计价值与人为稀缺的结合

Labubu 就是一个（负面）典型案例。

首先，不能否认 Labubu 本身具有真实的产品价值：它的角色设计具有较强的识别度，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审美、收藏、装饰、情绪陪伴和社群交流。艺术家和企业通过知识产权创作获得回报，也属于正常的市场活动。如果消费者明确知道自己购买的款式，并且愿意为设计和品牌支付一定溢价，这与购买其他艺术衍生品、玩具或装饰品没有本质区别。

Labubu 的问题主要在于盲盒、隐藏款和限定款上。

盲盒取消了消费者对具体款式的选择权。虽然对于喜欢整个系列、并享受随机过程的人，这种体验具有真实价值。但对于只喜欢某一个款式的人，盲盒会迫使其承担抽到不喜欢款式或重复款的风险。企业因此可能销售出更多商品，而消费者则需要承担多余购买、交换和闲置的成本。因为允许消费者整套购买、不重复购买或者直接选择款式，可以明显降低这些损失，所以这些成本是人为营销造成的。
隐藏款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机制。如果隐藏款具有更复杂的设计、更高的制造成本，或者确实投入了更多创作劳动，那么它的价格较高可以得到一定解释。但如果隐藏款与普通款的生产成本差异有限，其价值主要来自极低的出现概率，那么它的高价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为稀缺溢价。此时，消费者追求的已经不只是某个设计，而是“只有少数人拥有”的资格。
限定款让情况变得更糟。一件由艺术家亲自完成、生产能力天然有限的作品，限量可能是真实生产条件的结果。一个明确编号、公开发行数量、不会随意追加的收藏系列，也可以形成相对透明的收藏规则。然而现在的 Labubu 基本在这两点上都不沾边。其限定商品明明可以正常扩大生产，企业却不披露真实发行量，只不断以限时、售罄、难以获得等信息刺激购买；在这里，“限定”仅仅是一种营销工具。

因此，对 Labubu 较为合理的评价是：角色设计、审美和收藏属性具有真实价值，但盲盒、隐藏款和限定机制人为放大了稀缺性，使商品价格和吸引力越来越依赖“别人无法拥有”，而不是产品本身的工艺和设计。

这不意味着应当立刻取缔 Labubu，也不意味着所有盲盒和限定款都不合理。但可以要求企业提供更多确定性和透明度，例如：

普通款同时提供直接选择和盲盒两种购买方式；
隐藏款在一定时间后开放直接购买；
限定商品披露真实发行数量和再版规则；
禁止通过销毁库存维持稀缺；
限制强制配货和不透明的购买资格制度；
明确区分真实产能不足与主动限制供给。

这些规则不会消灭设计、收藏和惊喜体验，却能减少企业对人为稀缺的依赖。

当然，王宁和段永平这样的人应该既不希望也不会允许此类事情发生。

Labubu：黄牛与卑劣的赌博

Labubu 也形成了明显的黄牛套利、隐藏款狩猎和短期价格投机市场；其中“反复抽隐藏款再变现”的行为，在经济结构上高度接近赌博。

中国消费者组织在 2026 年的风险提示中明确提到，二手市场对隐藏款、稀有款的炒价，使盲盒出现“投资化”倾向，吸引消费者抱着投机心态抢购，并特别警告不要陷入“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上海消保部门的调查发现黄牛会大量购买盲盒以增加抽到隐藏款的机会，再以更高价格出售；隐藏款在二手平台可能溢价数十倍。
一篇2026年5月发布的独立工作论文分析了 StockX 上的 Labubu 密封整盒交易：三个系列高峰期相对零售价的溢价曾达到 195% 至 579%，在供给扩大和热度下降后则跌至低于零售价 24% 至 54%。这项研究尚非经同行评审的定论，但所呈现的涨跌形态符合典型的关注度驱动型投机周期。

这说明二级市场已经不是零星的玩家交换，而是具有相当规模和流动性的投机市场。

赌场会明确告诉参与者这是金钱赌博，而 Labubu 以“可爱玩具、收藏、社交兴趣”呈现，用商品外壳掩盖随机现金收益机制。它与传统赌博的法律形式不同，因为客户每次都获得实物而泡泡玛特既不直接兑现现金也不承诺回购隐藏款。但隐藏款通常具有更低的抽取概率、更高的社交关注度和更高的二手价格，所以是二级市场完成了“现金化”环节，使隐藏款成为事实上的浮动奖金。（注意这里隐藏款的高价主要不是来自更高的工艺和成本，而是来自企业人为设定的低概率。）

最终，企业虽然没有直接发放现金大奖，却从消费者追逐这个市场奖金的行为中获得额外销量。

杂谈

哪些奢侈品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

当商品的高价主要来自高工艺、高耐用性和复杂设计时。这些商品往往随着时代和生产力的发展，会变得普及。例如汽车、空调、海外旅行、智能手机和许多高品质食品，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的奢侈品，后来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财富增加逐渐普及。

社会财富增加后，奢侈品会自然普及吗？

在一个财富不断增加的社会中，真正有价值、又可以规模化生产的商品，一般不应永久只属于少数人。但是历史文物、原创艺术品、核心城市土地以及某位工匠手工制品等，因为无法无限复制，所以即使社会变得更富裕，也不会变得普及。最恶劣的人为稀缺显然也是不可能也主观不愿意变得普及。

人为稀缺型奢侈品都应取缔吗？

即使人为稀缺型奢侈品的社会价值有限，也不能简单认为取缔这些商品后，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好。人类这个贱种物种对地位、认同和区分的追求不会因为几个品牌消失而消失。如果无法通过服装、手袋、手表和收藏品表达地位，这种竞争可能转移到其他领域：

核心城市住房；
优质学校和教育名额，稀缺医疗资源；
私人俱乐部和社会关系；
职业头衔和学历；
政治影响力；
对公共空间和自然资源的排他占有。

这些领域的地位竞争可能比购买一个品牌商品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一件生产成本并不高、主要依靠符号价值出售的商品，可能反而成为一种相对低资源消耗的“地位容器”。富人花费大量金钱争夺一个品牌标志，未必比争夺学区、土地、医疗机会或政治权力更加有害。（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人为稀缺是合理的，只是说明政策需要考虑替代效应。社会真正应该防止的，不是人们拥有任何表达身份的商品，而是地位竞争侵入基本生活资源和公共制度。）

理想制度

理想制度的目标不是消灭奢侈品，也不是消灭地位需求，而是让高价商品更多依赖工艺、设计、耐用和真实体验，让地位消费承担其外部成本，并阻止企业把人的概率偏差、攀比心理和追损冲动变成无限提款机。

附录

Labubu 隐藏款有时存在额外的视觉细节，但泡泡玛特没有公开隐藏款与普通款的物料成本、模具成本、工时或设计工时对比，目前也没有公开证据证明它们普遍具有显著更高的制造成本或创作投入：

Exciting Macaron 的 Chestnut Cocoa：官方给整个系列统一标注相同的尺寸和材料；隐藏款主要是深棕色配色变化，没有发现额外结构、材料或复杂工艺的可靠说明。
Have a Seat 的 DuoDuo：同样采用系列统一的尺寸和材料，公开描述中的区别主要是深棕色毛绒、睁眼、雀斑和面部涂装，未显示明显更复杂的结构。
Big Into Energy 的 ID：确实比普通款多了一些特殊表面细节，如彩虹渐变亮片眼睛和彩色牙齿；但其尺寸和主体材料与普通款相同。它可能增加少量涂装与质检成本，但没有证据表明成本差距很大。

虽然不能一概说所有 Labubu 限定款都毫无理由，但绝大多数商业限定确实没有自然生产限制：

少数早期艺术版具有较强的收藏品特征，例如艺术家签名、明确编号、证书、联名创作，甚至艺术家亲自手绘陈列柜。这类限定遵循版画或限量雕塑的艺术品发行惯例，限定规则相对透明。
但很多大众商业限定只是改变配色、销售渠道、活动地点或发售时间。例如2025年 Art Basel 紫橙配色款，公开信息只显示为普通塑料制品和展会限定，没有编号、签名或额外工艺说明；其稀缺性主要由销售安排创造

适合普通韭菜的投资指南（Part III）

发表于 2026-03-07 更新于 2026-07-26

突然想起之前好像写过一些关于投资或者说投机的文章，按时间顺序找了找，没找到，搜出来发现已经是 2021 年的事了。

没想到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这 5 年半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似乎投资者已经完整地经历了 A 股的一轮熊市，叠加尚未知晓是否完整的房地产熊市。

回顾先前那充满自信的文章，未免觉得槽点挺多——这大概说明了韭菜总是在同时没有基础知识和足够经验的情况下信心满满地入场，还会把运气当成实力吧。不过也说明了这几年没有白活。

一些还算合理的建议

股票等权益资产：<40%

低违约风险债券：>50%

黄金白银石油等商品：10%~15%，现阶段可提高。

每个季度再平衡。

目前的感受

其实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话。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将会一直延续。
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控制回撤，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期限和模式，不碰不熟悉的标的。

不过，不完整经历一个或多个熊市可能没有太大的感受吧。

当然了，也建议问问大模型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作为补充，我这里很难（但也不打算）面面俱到。

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

注重投机的散户非常喜欢看 K 线图以及各种指标以及历史统计，但是这有用吗——信的人多了的话，或许对于小市值股票的超短期压注有用吧。

但对于成熟市场、资金量大的标的来说可能是完全无用的。

对于股票或基金等金融产品来说：“过往业绩的生成条件、驱动因素、运气成分，都无法在未来精准复刻”。而基本面的不可逆变化，会让过往的业绩数据完全失去参考价值，因此过往的高盈利，很难代表在未来可以持续。技术迭代会彻底颠覆行业格局（智能手机淘汰诺基亚、数码相机淘汰胶卷）；行业竞争加剧会持续侵蚀企业利润；监管政策突变、原材料价格暴涨，都会让企业的基本面发生根本性逆转。
对于个人来说：很多投资者会把市场整体上涨的 β 收益，错误当成自己的 α 能力。大量押注单一赛道、单一股票的产品，踩中风口时短期收益爆表，但本质是赌对了方向，而非长期投资能力，未来一旦风格反转，就会出现巨额亏损。一个普通人能永远不败吗？例如 2025 年金属大宗商品期货整体都涨了一倍多，那么持有任何一只金属冶矿相关的股票涨幅应该都在一倍以上（只要公司不是太差）；而投资者却很可能觉得自己是千里挑一压到了宝。
对于“日渐加速”的世界来说，“历史数据永远无法覆盖未来所有的可能性，突发的‘黑天鹅事件’，会彻底打破过往的收益规律”。“2008 年次贷危机、2020 年全球疫情引发的股市熔断、地缘冲突引发的大宗商品暴涨暴跌、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等，这些事件在过往的业绩数据中没有先例，也无法通过历史业绩预判。”这几年地缘冲突和贸易战加剧，黑天鹅事件是不少反多了。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全部投入上证指数、恒生指数、美国标普 500 能叫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吗？显然不能。

加上债券呢？还是不能——况且投资买入的债券可能还是“非标准债券” ，比如是“可转债”或者“高收益债券”（实质是“信用贼垃圾容易不还的债”）。

2025 和 2026 年或许告诉了所有投机客，黄金白银石油等大宗商品也得有个篮子；它不需要很多很大，但能较大地平滑不断增多的“极端场景”下的收益率曲线。

对于大部分时间有限知识有限的人来说，标的地域分散（全球），类别分散（股票、债券、黄金商品），加上时间分散（久期分散），往往才是最佳选择。不信也没关系的，经历过自然就会相信。

根据自己对回撤的忍耐程度来调整资金配比吧：

一只股票或单个行业的基金：回撤 > 70%（经历过熊市的会知道这毫不夸张）
中小盘宽指：50%
大盘基金：30%

要让回撤 < 30%，那就一定需要配置非股票标的，而这往往是信用良好的债券或者风险更低的资产（具体是什么，可以问 AI）。可以拿投资组合回测工具（网上很多）来测测自己的投资组合在过往几年的最大回撤。

为什么说控制回撤很重要呢？因为回撤不仅仅是影响大部分投资者的心情，而且它让投资者很难东山再起。这里简单描述 2 个情景：

已经回撤 50%：那么需要再上涨 100%（而不是 50%）才能回本。
已经上涨 100%：那么只需要回撤 50% 就会失去所有盈利。

第 2 点其实是很容易忽视的：为什么我的基金日跌幅 5% 但是我损失了 10% 呢——因为持仓收益率已经很高了呀！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仅凭运气得来的钱，最终一定会凭运气失去。

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期限和模式

投入的钱什么时候可能用到？不想遇到“需要取出时却大幅亏损的情况”的话，还是谨慎一些吧：

< 一个月：活期货币，别碰其他的了吧，省得麻烦。
< 半年：开放型基金（债券为主）或“银行理财”。
一年，两年，三年：可以考虑股票、商品基金。

当然，如果觉得大幅亏损也无所谓的话，那就随便呗，不过有这种心态的人其实往往已经不是新手。

在投资时间拉到以年为单位计算时，赚钱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地方能够赚钱。所以不需要投资所有的标的，不需要把所有的“热点”都追了。真的不需要。

不要碰自己不熟悉的产品，很多金融产品设计的很复杂：如果连产品的业绩指标和投资标的都看不懂，就不要买了。

不要轻易加杠杆，例如梭哈期货。对普通人来说，期货充其量只是用少量资金优化配置的工具，小贪即可，它不是用来梭哈和赌博的。

一些其他值得了解的知识

股票与公司的估值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高中政治书上学的一句话，概括得很好，但是高中生真的能理解这个？

估值很困难，我对普通人的建议：放弃。

原因依然还是“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

大部分人都学过 PE 和 PB 估值法，比如会看它们在历史上的百分比，或者在同类公司中的百分比。这对于稳定发展的大企业来说，短期内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对于这种稳定的大企业，我们往往也很难捡到它特别便宜的时候，等着等着耐心就没了。

而且它显然无法应对黑天鹅事件和爆发式增长的新兴产业，我们就拿寒武纪当例子吧——这支股票虽然有些很搞笑的段子（比如说什么“股价超过茅台”，确实比“米式对比法”还搞笑）因而被当作反面教材，但它依然很具有讨论的价值。

这几年寒武纪的股价涨了 25 倍，而寒武纪的 PE 目前经历了 3 个大阶段：亏损，> 5000，< 200。它的 PE 从 >5000 到 < 200 并不是因为股价重新下跌到了 1/25，而是盈利爆发式增长了 4 倍多叠加股价部分下跌。

挑出股价增长 25 倍公司事情，我们不擅长，就还是交给擅长的人做吧——基金经理。省下点时间娱乐或者学习不好吗？（诚然，基金经理可能是垃圾，所以我们应该评价一下他们，找一些好点的，这部分内容还是留到后面的章节吧）

另一个例子是白酒，比如茅台与五粮液。

很早的时候（可能是 2022 年），评论区看到一则留言：“我就只有一个问题，茅台凭什么一直涨”——他并不是在抬杠茅台怎么估值、讲了什么故事的相关的事情，而是在回复一个“看历史 K 线图得出一直涨，肯定反弹，赶紧抄底”结论的韭菜。当然了，回复他的人大体还是看 K 线图和历史趋势。

现在的 20~35 岁的人，真的像 50+ 岁数的人那样，把喝白酒喝到吐当作一种习惯吗？未必。如果整个市场在萎缩的话（假设也算上海外市场，即全球市场），它凭什么一直涨呢？除非它涉足其他业务，比如拿利润去做其他项目的投资（如生物科技），那它其实也不是单纯的白酒公司了，估值会更复杂，我们就更不会了。

指数本就应该一直增长

股市从来都不是零和游戏。

健康的市场 + 设计良好的指数，本就应该一直增长：世界上的总人口、GDP、消费力持续在增长，公司营业额和利润在变多，如果公司股东不作恶的话，股价是没有理由不上涨的。

因此在指数是“高位”的时候（如标普 500、纳斯达克 100、富时英、法、德、日经，甚至越南、印度）继续买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说得过去，这不能算高位接盘——若非重大变故，也不会回到低位。

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增长良好，但股票市场和主要指数十年了都没什么变化，那么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问题要么是指数编制太垃圾，要么是市场太垃圾。反应到投资组合里：这种地方大部分时候（特别是股市点位在高位时）就不适合买被动指数。除非这个地方痛定思痛，真的悔改了？再给它一次机会？现实往往是狗改不了吃屎。

没有无风险的投资

现实世界中从来不存在绝对零风险的投资。

存款：即便是被绝大多数人视为 “无风险首选” 的银行存款，也并非绝对安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的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若银行出现破产清算，超出 50 万元的部分只能根据银行清算后的资产情况按比例受偿，存在本金亏损的可能。

“你的债券”可能并不是真正低风险意义上的债券，它们还可能是：

可转债：很多投资者误以为可转债 “下有债底保底，上有股性博取收益”，是稳赚不赔的品种，却忽视了其多重潜在风险。其实看波动和回撤就知道了，可自行 AI。
高收益债：它还有个别名是 “垃圾债”。这类债券以高票面利率吸引投资者，但其高收益的本质，是对高违约风险的定价。一旦出现负面舆情，债券价格会出现断崖式下跌，投资者几乎没有止损离场的机会，踩雷后的损失往往不可逆。可参考中国恒大在海外发行的债券。
主权债的例子：2022 年美联储激进加息周期中，美国 10 年期国债价格最大回撤超过了 **20%。**中国 30 年国债 ETF（511090）在 2025 年的回撤幅度也 有 9%。

债券体系和“价格模型”远比股票复杂，不建议普通人研究，还是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吧。

股票：虽然股票被定义为高风险资产，但国内基金的传统风险评估模型并不准确。这类模型常简单以股票资产的持仓占比高低来判定基金风险等级，却忽视了股票资产内部的巨大差异：同样是股票持仓，持有长江电力这类具备类债属性、现金流稳定、股价波动极小的防御性股票，与持有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科技股，二者的实际风险水平截然不同。几乎 100% 持仓股票的沪深 300 ETF 与科创 ETF 的风险也截然不同。因此，衡量基金的真实风险应聚焦具体持仓标的的属性、行业特征与波动特性，才能更客观、精准地反映真实风险。普通人建议对着持仓问 AI。

低风险： “低风险”也不一定就是回撤低，也可能指该资产或组合发生极端大幅回撤的概率相对较低。风险模型的核心逻辑，是基于历史数据对未来亏损的概率进行统计测算。把 “低风险” 等同于 “如发生亏损，幅度一定较低”，是投资中最常见的认知误区之一。

认清所有资产都存在风险并非要让我们对投资心生畏惧，更不是要我们对每一个资产类别的风险过度苛责、锱铢必较。投资的本质，是用可控的风险换取匹配的长期收益，我们不必执着于寻找不存在的 “零风险资产”，也无需过度在意单一资产的风险瑕疵，核心是搭建一个整体合理的资产配置组合。基于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周期与收益目标，将不同风险等级、不同收益特征、不同相关性的资产进行合理搭配，用低相关性的资产平滑单一资产的波动，把整体组合的风险控制在自身可承受的范围内。哪怕单一资产出现阶段性的回撤或风险事件，也不会对整体组合造成不可逆的冲击，最终在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中，实现长期稳健的投资目标。

评价基金经理

其实很简单：

是否在每一个时间段里（如季度）大体都跑赢了自己的业绩目标。
更重要的：它的回撤是否可接受？在每个时间段内，它选择了什么标的，是一成不变还是经常性调整来应对风险和挑战？结果如何？

因为每个行业都有 90% 的从业人员即便不是垃圾但也很不出彩，所以投资者很随便地买了基金后，觉得大部分基金经理都没有帮他们赚大钱再正常不过了——而且这类投资者往往对投资预期本就都高得不切实际。

但是基金经理再不出彩，也往往胜过大部分投资者本身。所以我们应该喷一下这些投资者，让他们知道其实是自己菜还喜欢甩锅：

很多投资者在持有的被动指数基金、单一行业基金（如医疗、白酒、新能源）出现大幅回撤后，第一反应是痛骂基金经理垃圾，将账户亏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基金经理的能力不足。但究竟谁才是垃圾呢？

被动指数基金的核心使命，是精准复制跟踪对应指数的走势，而非超越指数、帮你择时避跌。被动指数基金的产品设计初衷，就是给投资者提供一个低成本、高拟合度的指数投资工具，基金经理的核心工作，是把基金净值与指数的跟踪误差降到最低，而不是去预判大盘涨跌、做仓位择时、选股跑赢指数。指数跌多少，基金就应该跟跌多少，这才是一只合格的被动指数基金；没跌反而是它不合格。指数的下跌，是你自己选择买入该指数、选择买入时点的决策结果，和基金经理的能力几乎没有关联，单一行业主题基金的涨跌，核心锚定的是对应行业的整体走势，而非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
所有行业主题基金的产品合同中，都明确约定了股票资产的绝大多数比例（通常不低于 80%）必须投向指定行业，同时股票型基金还有法定的最低 80% 股票仓位限制。这意味着，当整个行业遭遇系统性冲击 —— 比如集采政策对医疗板块的重锤、行业产能过剩对新能源赛道的压制、消费周期下行对白酒板块的拖累，哪怕是全行业最顶尖的基金经理，也不可能逆转整个行业的下跌趋势，更难在行业普跌中做出正收益。买入行业主题基金的那一刻，本质上是投资人自己做出了 “看多这个行业” 的核心投资决策。

投资基金的第一步从来不是跟风追高过往收益亮眼的产品，也不是听别人的推荐盲目买入，而是先看懂基金的投资范围是什么？合同有哪些硬性约束？它的业绩比较基准是什么？它的能力圈边界在哪里？

回顾之前的文章

文章在这里：

一些比较可笑的内容：

“这些基金在近几年的年平均收益一般都超过20%”。问题：这个应该是很难了。
我购买了：被动型博时标普 500ETF 联接（代码 050025，006075）。
- 纳斯达克 100 指数（040046，006476）。（这个不太清楚是不是被动的，懒得细究。）
- 招商中证白酒（161725）、易方达蓝筹（005827），代替沪深300指数的。~~白酒，永远滴神~~。
- 小额的主动型西部利得中证 500（502000）、中证 1000（161039）。
- 兴全稳泰债券 A（003949）。
问题：1 缺少黄金等商品类的减少系统性风险的持仓。2 只有中国和美国市场。3 中国市场内部的标的相关性系数较大（同涨同跌）。
“题材、大小盘对冲”：“市场不好时”，很难对冲风险。
“分散一些资金到香港、美国市场”：不全错，但市场还是比较局限。
买 “N 年定开”或 “N 年持有”：注意风险，碰到行业限定的有较长封闭期的变成 N 年前归零，没有规律也可能错过一个很高的卖点。当然，也确实能管住手。
“但是多面埋伏，逢高卖出就赚翻了”：确实是想得美，做梦也要讲基本法。凭运气赚的再凭运气亏回去吧。
明灯（冥灯）部分：确实是“不构成投资建议”和“随便玩玩”：化工、养猪、动漫游戏、军工、房地产都能列进去，确实是还是投机，只适合提前埋伏，消息一好涨一点就跑路。